冷战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
20世纪近一半的历史进程都笼罩在东西方冷战的阴影下。在人类社会这一庞大的机体内部，大至器官组织。小及毛细血管，都在冷战的刺激下发生反应。其中，美国政府与社会科学界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冷战时期，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扶持和资助下，大批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放弃传统知识分子固守的学术独立与自由精神，参与到政府冷战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当中。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并最终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贡献了“知识”的力量。冷战中权力与知识的合流，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冷战的独特视角，更为我们考察美国社会，特别是危机形态下美国社会机体的弹性与复杂性，美国行政对“学术独立”的干预，以及美国式民主与自由的有限性，提供了实例印证。
美国在战后迅速取代英国，在全球扩张影响力，并与苏联展开全面冷战对抗，与有着传统优势的英、法、德等欧洲强国相比，无论在实践经验还是人力资源方面都准备不足。这在社会科学领域，在与“苏联集团”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根据一份1952年的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当时全美受过社会科学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仅34000人。美国政府实施冷战战略急需的区域、语言和心理宣传专家尤其罕见，这迫使它在冷战初期不得不雇佣英国的专业人员来帮助制定相关政策。美国社会科学家是如此缺乏，以至于中央情报局要求政府各部门订立一个“绅士协定”，承诺都不从大学挖走教学人员，以便他们可以继续留在岗位上，为培训各领域的专业人员出力。自1947年起，美国政府就加大了对大学及学术机构的社会科学研究资金投入，并很快超过私人基金会。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卫星，受此影响，美国国会又于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该法第六款明确规定要对美国亟待了解之区域和国家的语言、历史、经济、社会和地理进行研究，并给予经费支持。
政府干预社会科学研究的举措，最初曾招致美国社会科学界的抵制。社会科学是以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目的的科学。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社会科学家和大学教授总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国家权力机构及其内外政策。社会科学研究则主张“中立”和“不偏不倚”。
二战前，美国学者对官方赞助学术普遍持保留态度，担心政府资金介入会改变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客观性”。为改变这种状况，美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一，由美国国务院等部门召集美国知名大学的校长或董事会成员开会，以项目资助或研究生专修班的方式，增强各大学的“区域研究”力量，为美国政府培养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就设立了“区域专家培训”项目，计划在三年内为美国政府培养1000名主修世界八大主要区域专业的社会科学专家。此后，为政府培训和输送外交、情报、公共政策等人力资源就成为大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其二，利用政府和个人的影响力。动员美国的大公司、大财团和各种基金会出资赞助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社会科学研究。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与美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由基金会出面对社会科学家进行资助，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学者的抵触情绪。然而。无论政府资助也好，还是基金会投入也罢：社会科学家申请到的研究课题大多为“命题”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务院的一份解密文件曾这样描述自己的作用：以“当代中国研究”为例，美国国务院会结合美国的冷战需要，提出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课题和论文选题，并通过福特基金会以合同形式承包给社会科学家，从而在“塑造当代中国研究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三。利用各种国际文化教育交流项目，邀请各国的社会科学专家和学者到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任教或讲学，资助外国留学生到美国大学学习，派遣美国专家、教授到世界各国讲学或参加国际会议等，从而扩大美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力。
在美国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大量经费资助的影响下，美国社会科学家最终选择了同政府合作：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联邦政府各机构培训雇员和“专家”：用系统的学术理论反击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甚至利用学者身份替政府从事无法以官方面目示人的各种冷战行动。总之，社会科学家群体逐渐接受了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干预，不仅按照政策需求从事与冷战有关的学术研究，还积极创造自诩为“有用的”知识产品，为美国的冷战政策目标服务。
在探讨冷战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很难用简单的价值判断来品评冷战中社会科学家的行为。在冷战对抗和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双重影响下，一些社会科学家不仅接受政府的经费资助和政策指导，还接受了美国政府的冷战逻辑。他们相信冷战是“自由与专制”的殊死斗争，因此，击败共产主义，赢得冷战成为一种更高的道德要求，凌驾于学术自由，甚至社会公正之上。在中央情报局特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中情局档案检索系统”(CREST)中。社会科学家参与情报机构之秘密行动的历史被揭示出来。在类似行动中，学者诚实正直的品质被抛在一边，“半真理”(halftruth)原则，即“用一半真话来揭露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则大行其道。
冷战时期美国这种特殊的“官智”合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社会科学家参与冷战政策的制定，确实极大增强了美国的冷战实力。尽管无法作出量化考察，冷战最终以苏东国家自动放弃社会主义旗帜、选择西方的政治制度为结束，其中无疑有美国社会科学的力量。然而，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尽管在政府扶助下，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科学出现大繁荣景象，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都曾一度走在世界前列，但权力对学术的干预，必然导致学术研究的异化。换言之，美国政府将社会科学作为冷战工具来使用，是成功的；但对于学术发展本身，却未见其功反致其害。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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